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私法转向人权法等公法领域，那么我们会发现主观权利概念在公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司法不能受权力干扰，不能受金钱、人情、关系干扰，防范这些干扰要有制度保障。在法律不完备时，党的政策甚至具有填补空白的功能。

而在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执政党，其执政地位源于人民的历史选择和政党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不仅超越政党政治，甚至超越于国家机器之上。有的甚至为了一己私利，插手和干预司法个案。党的政策落实为国家法律后，依法办事就同时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对怎么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认识不清、把握不准，有的该管的不敢管、不会管，怕人家说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如果两者之间出现矛盾，就要做好统一正确实施工作。

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正因此，中共中央于2015年专门出台《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6）法院应对其他原则的实施有审查权。

更有甚者，现代风险具有建构本性，它既是受概率和后果严重程度影响的一种客观实在，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与文化感知和定义密切相关。在风险不断增多的过程中，工业社会的现代化就产生了某种非连续性，进入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的工业社会在由其自身系统制造的风险拉动之下，不可避免地转变为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就此形成。【内容摘要】 公共风险的常发及其特征表明当下中国已具备风险社会的特质，需要推进法治化治理。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从人类法治演进的逻辑形态和现代法治的本质特征上获得认识。

执法和司法活动严明、公正而有效率。法治政府是在政府的组织与管理活动中贯彻法治原则的政府， 也是在履行社会职能方面奉行治理理念的政府。

现代法治与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和公民的自由权利保障紧密相连，更与社会的福利分配和秩序安全密切相关，正是现代法治所具有的一系列内在规定性要素，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的规范基础和正当机制，也为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储备了制度及其操作上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四、德性法制与中国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 从上述可知，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现代法治，并在本质上需要一种以具有卓越德性的法制为支撑的现代法治，而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法治是专门针对现代风险的特性，以风险社会的良善治理需求为指向的法治形态。公共风险的常发及其特征说明，当下中国社会已处于现代风险环境之中，具有了风险社会的特质。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法律调整的一致性和对社会风险的预防功能亟须被抬高。

例如，在根据传统实体法原理对某些重大事项进行正式立法之前，可以先进行弹性化与暂时性处理，诸如制定暂时性规范、附变更保留的规范、赋予观察义务等，也可以借助法律解释等活动形成的阶段性规范配置相应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一般来看，重视法律的权威和作用，把法律作为国家管理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以通过法律的调整形成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就是人类社会最原初的法治形态。富勒认为，追求合法性之完美境界的愿望就是一套规则系统可以致力于追求法律上的八种卓越品质，即法律内在道德的八个要素：（1）一般性。据此而论，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更强调德性法制，且对现代法治的法制德性提出了更高、更完善的要求，现代法治需要在法制德性的更多层面上有所提升、发展和创新，以能够科学合理地回应风险社会的治理需求。

中国当代法律体系的建构大致可称为以立法为中心、以立法机关为主要载体的立法建构，这是一种经过事先的立法努力达成自足圆满的法律体系的理性主义建设思路，国家机构充分扮演着法律规范制定的主导角色，并以各级权力机关的立法和行政立法为主要形式。第一，加强法律调整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

自反性现代化由此展开：现代化进程变得具有自反性，日益成为其自身的问题。跟随社会演进，法律体系也处于不断地完善与发展之中，为应对社会转型和现代风险的治理，法律体系显然需要增强开放性和社会性。

4. 司法的规律性与积极性 风险社会中的司法被赋予了通过案件审理与纠纷解决来处理社会风险的功能。这要求立法必然要以科学性为根本的目标性准则，并在对立法科学性的寻求上力求尊重和体现风险规制的客观规律。同时，与人类早期的危险相比，现代风险所指的也不是个体风险，更是一种具有全局性的威胁，它使所有的生命形态（人类、动物和植物等）都处于被威胁或损害关联之中。把法律在价值选择上的有意倾向性用于风险治理，能够让法律的调整具有针对性、反思性和适时性，同时面向社会变化保持着修正的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某种损失被描述为风险，并被看作可以集体解决的问题，所以，风险依赖于人为的决定，且能够被人们试图用一些制度化的原则予以控制。立法过程性和民主性的基本意义在于，它们为通过立法形成公共意志以调整和解决社会问题设置了一种合理的方案，特别是其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提供了社会群体参与立法决策的渠道，推动了公众与国家之间进行商讨的可能性。

在此背景中，社会转型与风险社会的治理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法治运营形态的进一步转换，必然影响着从法律体系建构到法律实施的各个环节或组成部分的变化，从而使现代法治更加注重法律制度本身及其运行中的德性。在当下中国的风险社会治理过程中， 法治化路径的实施既要寄托于现代法治因应风险社会对法制德性的创新和拓展，按照现代风险的治理要求推进中国的德性法制建设，更要聚焦于中国风险社会生成的时代特征与具体场景，认真解决德性法制建设领域的难点问题。

基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与社会风险、风险社会之间的逻辑关联，对中国风险社会的判断就是要紧扣并展现社会转型、现代化变迁与社会风险、风险社会的关系问题。对当下中国来说，无论是法律自身的德性还是法制运行的德性都要能够适应或满足风险社会法治化治理的期求和挑战，塑建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法治已成为中国法治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向。

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完备的法制与法治体系，而通过有效发挥法律制度的功能去应对社会风险给人们带来的不利因素或灾难，是现代法治必须致力于实现的目标与任务。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较为合理的媒介与方式正是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因为与传统社会模式不同，风险社会中最为稀缺的价值需求就是对于确定性的追求，法律作为一种确定性的价值在风险社会的运作中充当着最佳的调控模式，我们应当通过法律化解风险，通过法律吸纳风险，在此基础上将风险社会寓于法治社会的背景之中。

这就确实需要把维护司法的终局性作为新时期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以克减司法终局性不足对风险社会法治化治理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要忘记，风险社会的中心论题是：各种后果都是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化进程的极端化不断加剧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无可置疑地让那种通过制度使副作用变得可以预测的做法受到挑战，并使它成了问题。（一）现代风险社会的形成和特征 从理论上看，要理解风险社会及其深刻性问题，必须先要理解风险作为关键词所具有的重要内涵。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就需要改变法律对传统确定性、稳定性和合法性的观念，建立一种对公共安全或主体权利具有灵活性和裁量性的保护机制。

社会风险的应对和控制必然要与法律制度发生联系，要防范和治理现代风险，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创新必不可少。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治理和社会秩序重塑对法律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显著地影响着法律自身特性和理念的转换，也使法律制度的实施机制无可回避地一改故辙，走向回应现代风险治理的变更之路。

在社会转型与风险社会的影响下，社会主体的作用及其活动空间明显增大，公权力运作系统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建设变得十分重要。3. 执法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应急性 在风险社会下，政府及其执法活动是对社会风险最具能动性的处断组织和程序，风险社会的治理也已然使行政管理在严格依法而为的基础上朝着更具合理性和应急性的方向发展。

拉兹也列举了法治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既包含对法律自身德性的要求，也包含法律制度运行过程应当遵循的德性准则：（1）所有法律都应当可预期、公开且明确。（3）民主 + 合法性，即合意决定法律的内容。

风险社会促进了现代法治运营形态的进一步转换，不仅使法律的自身品质与价值理念接受着相应的锻造，也使法律制度的实施机制一改故辙，社会治理更加倚仗法制运行的德性。在这种情势下，科学理性的过度张扬和把工业化危害作为现代化副作用合法化的做法，使得人们试图从控制思维寻求治理办法的努力归于失败， 而面对各类不确定风险的迅速增多，政府和市场中各类主体积极采取的各种所谓措施反过来又形成了新的危机。随着现代价值的广为传播，法治在现代社会已成为一种更具融合观念的治国原则和社会治理方式，虽然受制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不同的条件，但是现代各国已然开启了以良法善治为目标的法治化治理道路。承接本文前述来说，因应社会风险防控的需要，风险社会的治理应该在坚守现代法治一般要义的基础上，密切关注法律制度与现代风险规制之间的有机联系，注重从内在（自身）与外在（运行）角度厘定风险治理对法律制度的品质要求和理念诉求。

其实，作为现代法治稳定和发达的重要依赖因素，无论私人自主、社会自治还是公共规制都显然已统一到法治化的治理路径之下。在这种背景下，借助风险社会的理论与方法来解读、审视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公共风险问题，并以之思考社会法治化治理及有关的制度建构事宜，显然具有重要的法学理论意义和法治实践价值。

（6）不能要求不可能之事。例如，针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社会特性，先进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应包含规则监管与原则监管相机适用的理念，以实现优势互补：对于规则监管而言，监管对象的行为模式明确清晰，哪些行为该为或不该为均是确定无疑的，但它缺乏激励机制，反而限制了监管对象的创新行为，而原则监管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还为受监管对象提供了生存和成长的空间，有利于监管对象的发展壮大。

作为最低标准，法治要求建立一个使政府和人民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的体制。人类法治演进的逻辑形态表明，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法律制度具备更为丰富的德性要素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方式。